看书看到的,如果单看这句话,实在是一头雾水,所以我把原文摘抄下来了:

    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囗藏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因为这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是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麼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一般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清楚什麽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系统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囗藏囗人,你得想想什麼样的高考分数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让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问题和他们的回答: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1960年代随著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劳工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19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的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运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运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都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运动」。

   紧接著,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抗囗议。最著名的抗囗议,来自19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抗囗议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於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运动」的运动。19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平权运动」。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运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运动」。

   取消「平权运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运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19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19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运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这一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麼些年,终於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於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经济」、「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年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麽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个阶级的成份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性正义」;另一方面,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健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於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得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是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 刘瑜《民主的细节·谁有特权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