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是最需要重新阅读的。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在英国叫“通商战争”,这确是英帝国主义决心要向中国通商的一次战争。

其实早在十八世纪末,乾隆末年,英国就趁乾隆八十大寿之际,派马戛尔尼为全权特使来华。马戛尔尼的任务目的有好几个:

  1. 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
  2. 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
  3. 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公开的海关税则。
  4. 英国希望中国给它提供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

若以近代眼光视之,都是很正常的通商要求,对中国其实有利,中国可以借机逐步近代化。然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天朝上国自居,把马戛尔尼仅仅看成是像朝鲜、越南那样的番邦使节来向天朝进贡。

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大致是这样的:

一、朝廷是没有真正外交的。从来都是朝鲜、琉球、越南这些藩属来天朝进贡,我们从来也没派使节去,更别说派大使到其他外国去了。除了中国四方大海、高山、沙漠与欧洲阻隔的地理因素外,还因中国自古是个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用不到西洋的产品,反而我们的茶叶丝绸倒是西方需求很大,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总是出超的。这更坚定朝廷相信不需要跟外国打交道的信念。

二、中国以不平等对待洋人。我们老把洋人也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自己以上国自居强迫别人当藩属。这种心态造成中国邦交的最大阻碍。所谓“中华”与“夷狄”,凡是外国人,一概以“夷狄”视之。

三、抑商。当时西洋商人想到中国做生意,仅限于广州。即便是这样,也是极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必须滚回澳门过冬。当时甚至禁止教外国人汉语(要杀头的),禁止进入广州城,中国把自己看得很神秘很伟大,觉得不能让洋人学了我们的伟大文化。

四、贪污腐败。中国那时其实没有什么关税的概念,所以海关税其实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这可比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百分之五还低!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本来就不指望这个收入。但是地方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虽然规定税则公开,但官吏们却绝守秘密,以便上下其手。所以,外国人就特别希望中国有固定、公开的海关税则。

在马戛尔尼之后,英国又在嘉庆皇帝期间派出大使来华,其目的与上一次大致相同。但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还不如乾隆。英使的外交再一次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好。

经历这两次的外交失败,英国了解到和平的方式是走不通的,因此诉诸武力。

英国的通商要求,其实相当合理,对中国也有好处。中国本来有机会通过贸易来往,逐步走向近代化的机会。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以天朝上国自居的、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中古国家,与近代国家英国,并不处在一个历史位置,其通话无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反观中国历史最强大的汉、唐,都是十分开放的朝代。汉朝主动探索西域各国,寻求交往,唐朝更不必说,万邦来朝,日本人都可以在唐朝当大官,是一个十分开明的社会。何以后来中国,无论明、清,都变成闭关锁国了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对于《中英条约》,当时中国的态度也颇值得思考。我们对于割香港,毫无感觉,北京甚至不知道香港在哪里。而对于治外法权,我们更以为是外交胜利呢,洋人管洋人,我们落得个省事,岂不快哉?至于协定关税,我们也觉得那是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该纳多少税明白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可谓一劳永逸。殊不知,我们因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这些我们后来认为很痛心的条约,在当时我们自认为是胜利的。反而那些我们现在觉得可以的条约,当时认为是痛心的,比如开放通商口岸,现在看起来,不就是洋人想来做生意么,这很好啊,但是当时朝廷、士大夫们是感到很痛心的。

所以,由于当时中国政治、文化、法制的落后,完全不知道近代社会的国际形势、国际公法,在签订条约时,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第二次鸦片战争,起因是英美两国想修改条约。但当时中国还是没有外交部,这也折射出上一次战争仍然没有教训。外交事务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是当时的两广总督,他的交涉办法就是不交涉,外国人要求见他,他拒绝接见,外国人无奈跑到江苏找两江总督,两江总督又把皮球踢给叶名琛,外国人只好跑到天津交涉,但又遭到拒绝。

外国人无门可入,他们再一次了解到,和平交涉是走不通的,因此又诉诸武力。

依然跟第一次一样,战后的条件对中国还不如战前和平解决的条件。假使中国当时有近代化的外交视野,何以至此?我们仍然因循旧路,不思进步,当然自能被打。

战后,以恭亲王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人,才开始意识到落后,开始要图自强。然而,在此之前,我们的国家、民族,已经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

从民族的历史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我们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才意识到落后,已经浪费了二十年的光阴。

林则徐、郭嵩焘、曾纪泽


林文忠公曾是民族神话。

第一次鸦片战争,林则徐坐镇广州,英军没有进攻广东,仅宣布封锁海口,然后北上。中国人不懂英军策略,因此对此的解释是:英国怕林则徐。等到英军占领定海,定海并无军备,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这之后英军主力舰队就到大沽口。林则徐的名誉算是保住了。

第一次战败后,中国人认为:

英国是怕林则徐的,可惜的是奸臣当道,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在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开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因此,士大夫对此的解读是,不是中国的古法不行,而是奸臣误国。

由于林则徐一直没机会跟英国人打过,所以中国人当然不服输。

但是,林则徐也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广东后,就了解到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源,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后来被日本的文人翻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则徐虽然有这种觉悟,但他怕清议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他在谪戍伊犁途中给友人写信,信中道出中国与西洋军器之差距,但请他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虽然他后来又当上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国家趋于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道光之后的咸丰帝很佩服林则徐,他下令林则徐进京,准备对付英人。然而,林则徐的运气出奇的好,他病大重,不就死了,他一生未与英人战过,名誉算是保存了。

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家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而那些肯出来呼吁的人,下场如何呢?

郭嵩焘早年所受的教育,跟中国其他士大夫并无区别。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在大沽口跟英军交涉时,他就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他的觉悟,比恭亲王、李鸿章等人更为深刻。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为训。

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土。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

郭氏作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先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

光绪元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勃岑毓英。

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篙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玉垲运之流撰了一付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拨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垲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作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他所著的《养知书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阅的价值。

继郭嵩焘作驻英、法公使的是曾纪泽。

他在外国五年多,略识英语。他的才能眼光与郭嵩焘等。因为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国的时候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却是他也遭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作事,不久就气死了。

同光时代的十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

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份子,不是民众。

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从一开始就已经可以看出的了。虽然,他们的水平太低是最主要的因素,但也可以窥见满清对中国统治之微妙所在。洪秀全原名叫洪仁坤,考了三次连秀才都考不上,还不如范进,范进好歹还中举人了。洪秀全由于多次到广州赴考,有缘在街头巷尾接触到基督教,然而他接触的是已经被曲解的翻译读本,再者他本人实在知识太低,因此对基督教是严重歪曲的理解。从他后来提出的,所谓上帝的二儿子、耶稣的天弟,还有杨秀清的上帝显灵附体,便可知这群人的这些理解,完全是来自民间的那些说书、演义。洪仁坤改名洪秀全,“秀全”两字,拆开便是“禾乃人王”,也就是“我乃人王”。而且,他们的封王,那些名号甚为可笑,东西南北王,到后期的名号更为可笑。中国历史不乏起义者,然而知识水平如此低下者,还未曾有过。

太平天国的核心成员,除了天王洪秀全外,东王、九千岁杨秀清是个烧煤炭的,西王、八千岁萧朝贵是个帮会头子,南王、七千岁冯云山是个农村小学教师,北王韦昌辉算是小地主,只有翼王石达开还勉强算得上是个人物。太平天国起义,并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其中。而中国仅有的两次成功的农民起义,刘邦身边有张良、萧何、陈平、韩信,朱元璋身边有刘基、李善长、徐达。太平天国不但没有知识分子,而且还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这就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敌了,他们要推翻这个。即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他们也是要失败。他们自己全不读书,而又想把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倘若太平天国成功了,那便是全部的中国历史都失败了。

同样是在中国遭受异族统治时,朱元璋的口号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振纪,救济斯民”,孙中山先生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就是英明的政治家所当为。而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则是把当时汉族士大夫都得罪了。曾国藩、左宗棠他们,不是不清楚被满清统治的耻辱,但是,与太平天国比较,满清并没有毁灭中国的历史传统,反而传承下来,因此,他们当然要挺身而出,消灭太平天国,维护中国传统历史了。

甲午海战


如果说之前的战争对中国人而言都还是纤芥之疾,那么甲午中日战争就是伤筋动骨,并且彻底打醒了中国人。

在此之前,洋务派认为中国仅仅在军器上落后西洋,而政治制度、文化均尽善尽美,“远在西人之上”,因此他们的改革限于军器。然而,恭亲王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也是在甲午战败以后,而那时他的建设事业期已过去了。因此,他们能够推行洋务自强事业,本身已经了不得了,他们不了解西洋文化制度,是可以原谅的。即便他们仅仅是推行这样的新事业,也已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碍。

然而甲午海战时,中国的海军占世界第八位,亚洲第一,日本的海军占世界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最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为战略战术不如人。

此战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派,认识到我们不仅军器不如人,而且政治不如人,文化不如人,因而提倡政治改革。

维新变法


然而,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最终演变为满族皇族借机排斥汉族官员。满族贵族不甘心大权旁落,成为维新运动中最大的阻碍。君主立宪之路在中国亦告失败。

总结


  1. 太平天国:旧式的农民起义,早已不适合时代。何况还是一支迅速腐化、滥杀无辜、没有高级知识分子参与的起义。
  2. 洋务派:受限于自身的知识和视野,并且时人也不许他们再进一步。隔靴搔痒,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3. 君主立宪派:这是第一个治本的方案。然而未能成功,原因众多,主要是政治上没有强力后台支持,光绪皇帝并无实权。顽固派实力强大,并且有西太后撑腰,满族贵族不甘心失去权力。纵观历史,在中国走改良道路,必须有强有力的后台,才能够执行,因为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自上而下。
  4. 义和团:封建迷信的产物,充满民族主义,说明中国人迷信思想相当严重,义和团是反动的,失败是必然的。
  5. 林则徐:为人正派,是旧社会官僚的榜样,虽然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也有旧社会官员的弊病,惧怕清议指摘,不敢牺牲个人名誉为国家、民族大声疾呼。
  6. 李鸿章:在教科书里俨然一副汉奸形象,签订多少不平等条约。然而李鸿章确实第一批提出救国救民方案的人,他所领导的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自强运动。李鸿章虽然不是清官,但是却为国为民,做了很大贡献。
  7. 曾国藩: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巅峰代表。挽救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于危难之中。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所作所为,理所应当。而教科书为了赞扬太平天国,刻意贬低曾国藩。
  8. 康、梁:第一次触及中国问题核心的人物,然而顽固势力太过强大,最终未能实现理想。